2007年12月9日，北京阜成门外的一家宾馆内，100多位开国将帅的后代齐聚一堂。在聚会中，四野首长的女儿豆豆站了出来，向在场的将帅子女们朗读了她父亲创作的一首现代诗《悼左权同志》。

这首诗描绘了四野指挥官与左权初次相遇的情景。

那是在1931年左右。

初次见面发生在一间办公室里。

你正伏案专心致志地写着东西。

你表现得非常低调

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。

你与那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截然不同。

左权在完成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业后，又赴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。1930年6月，他回到上海，随后进入中央苏区。起初，他在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担任教育长，同年年底被任命为红12军军长。

当时，年仅22岁的四野首长刚被提拔为红四军军长，尚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职务。他与红12军军长左权处于同一级别，但就部队作战能力而言，作为一方面军核心力量的红四军显然比红12军更具优势。

左权在红12军任军长后，调至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，随后晋升为参谋处长，正式开启其参谋工作历程。

随后，宁都起义爆发，国军第26路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，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第15军的政委。然而，左权在红五军团的任期并不长。到了1932年5月，时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左权因被指控私藏“托陈取消派”文件而被撤职，随后被调至红军学校担任教官。

在《悼左权同志》一文中，四野首长详细叙述了左权的这段历史。

1932年，我们的部队向东进军，成功攻占了漳州。

这是我们合作的起点。

突如其来的政治流言导致你被解除了军队职务。

你平静而镇定地返回了后方。

我们就在那时候分开了。

1933年初，左权重返中央，出任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参谋。年底，他转任红一军团参谋长，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。这段时间里，左权与四野首长开始密切协作，两人的深厚友情也由此建立。

红军此时正面临着最为艰难的阶段。

从此以后，无穷无尽的复杂任务不分昼夜地围绕着你。

你负责的任务是最复杂的。

你全面承担了指挥作战的重要职责。

部队在日间进行军事行动和战斗，

晚上还得仔细安排，

领导得力，

电话机常伴你床头。

整晚电话不断响起，屡次将你从睡梦中惊醒。

你已经疲惫到了极点。

这段描述充满了真挚的情感，显得格外真实。对于一向内敛、不轻易流露情绪的四野首长而言，这样的表达实属少见。

1934年8月，温坊战役成为两人协作的经典战例。在这次战役中，红一军团灵活运用战术，成功击毙击伤敌军2000多人，并俘虏了2400余名国军士兵。

在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的两个月后，两位领导人持续紧密协作，并肩指挥了多场关键战役，包括湘江之战、遵义会战、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、娄山关的激战以及大渡河的强渡。历经重重艰险，中央红军最终成功抵达目的地陕西吴起镇，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远征。

过度的劳累会让你在睡觉时不由自主地说话。

我总能听见你睡觉时说的梦话。

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战斗做部署。

看到你这么累，我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。

你还记得吗？

尊敬的战友！

经历了无数次凶险的战役

我们差点就一起完蛋了。

我们的指挥中心多次卷入激烈的战斗之中。
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两位指挥官继续联手指挥了直罗镇和东征等重要战役。到了1936年5月，四野的首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的校长，左权随即接过了他的指挥权，成为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。这一变动标志着两人在战场上的合作正式结束。

在挑选合作伙伴时，四野的领导人有着严格的标准。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曾提到，在众多军事将领中，有些人的政委搭档选择特别困难。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，四野的领导人同样如此。

在四野的指挥层中，左权与首长的合作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，这种协调程度甚至超越了后来的参谋长刘亚楼。从相关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左权与首长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深厚的同志情谊，这种并肩作战的伙伴关系是刘亚楼所未能达到的。相比之下，刘亚楼与首长的互动更多是基于职位的上下级联系，这与他长期在红一军团担任师级干部的经历有关。

张胜提到我军中有两位将领最为难以合作，但有趣的是，左权却能与他们长期共事且关系和谐。这一现象不仅展示了左权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也反映出他品德高尚、性格温和，擅长协调团队关系，具备出色的领导力。

左权在红军时期的表现堪称卓越。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，随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是红军中少有的科班出身。1930年，他就已担任中央红军的军长职务，三年后更是被提拔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，这一职位在红军中举足轻重。此后，他还代理过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职责。这样的履历，即便在开国大将中也属罕见。

在开国将领中，左权当时的资历相当突出，甚至超过许多后来的上将。以粟裕为例，他在红军时期仅担任过师级职务，最高做到红7军团参谋长；陈赓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位也只是师长。相比之下，左权的经历显得更为丰富。

在抗战期间，左权出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，主要协助朱德和彭德怀进行军事指挥。虽然叶剑英是名义上的总参谋长，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统战事务，因此左权实际上承担了总参谋长的日常职责。

1955年，叶剑英荣获开国元帅称号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十。他在军中的地位一直很高，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参谋长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更是身兼八路军参谋长和中央军委参谋长两职，职位始终高于左权。因此，如果左权没有牺牲，他几乎不可能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左权长期担任八路军总部的要职。即便他曾短暂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，他的主要工作重心仍放在总部，未曾真正脱离过这一核心岗位。左权的这种坚守，体现了他对八路军整体战略部署的重视和责任感。

1942年5月，左权将军不幸牺牲。此时，我军的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已大致完成，唯独东北地区尚未完全掌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整合，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指挥体系，包括陕甘宁、晋绥、晋察冀、山东、中原和华中等区域。在此期间，八路军总部对北方战区的统一指挥权逐渐移交至中央。到了日本投降前后，原本负责八路军军事行动的彭德怀被召回中央，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。

倘若左权在战争中幸免于难，他很可能会与彭德怀一同被召回中央任职。根据历史背景推测，他极有可能接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一职，这一职位在当时实际上由叶剑英担任。
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指挥体系已基本完善，左权的主要职责范围大致分为三个方面。

首先，他决定继续在中央工作，帮助中央统筹全国的战局。

其次，左权如果参与了“抢占东北”这一重大历史行动，成为众多奔赴东北的干部之一，他极有可能担任东北民主联军（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或第四野战军）的参谋长，继续与四野的主要领导合作。

第三，彭德怀元帅调任新成立的西北野战军，共同指挥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，预计将担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一职。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各大战略区的参谋长通常由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担任。以东北野战军为例，刘亚楼担任参谋长；中原野战军的参谋长是李达；华东野战军则由陈士榘出任这一职务。这些将领在建国后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，充分体现了参谋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和地位。从历史事实来看，战略区参谋长这一要职确实与开国上将的级别相当，这也是我军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左权的履历和职位明显优于其他候选人，因此，无论是从哪个标准来看，他都具备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的资格，是我军参谋型将领在开国大将中的典型代表。